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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发于《华中建筑》
200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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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典园林与英国自然风景园之综合分析比较

胡一可等

由于16~18世纪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手法和审美观影响了欧洲并促成了文学和艺术的浪漫主义转向，所以拥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英国自然风景园（以下简称“自然风景园”）被认定受到了当时中国的深刻影响[1]。然而具体的过程如何有待考据。因为陌生事物惯有的吸引力并不能构成自然风景园生发的根源，于是从二者的细致比较中得到线索是值得信赖的方法。本文以自然风景园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园林① 为参照，力求剥离表象，获取较为深层的理解。
中国园林与自然风景园的比较有其意义所在：首先，西方美学和设计方法占主导的当今，继承传统必须要有更深层的思考和更广阔的知识背景，英国自然风景园与中国古典园林的比较是一种尝试；其次，在景观的使用者由精英阶层向平民阶层转化的今天，园林不仅需要审美愉悦，还要给人带来身心健康，我们就需要将美学、社会需求和环境统筹考虑，自然风景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三，农业景观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同时也日益受到重视，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通过比较研究向英国自然风景园学习。
在西方园林中，英国园林不论形成机制还是发展轨迹都有其独特性。在18世纪中期英国园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抛弃了几何式园林，创造了不规则的自然风景园，此间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美学等，当然也有被很多人提起的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园林领域。但是最根本的动因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它使宫廷文化中的古典主义失去了政治基础，潜藏于当时文人和知识阶层心中的自然思想开始萌动[2]。经验主义给18世纪造园艺术的革命准备了哲学基础和美学基础，动态体验被引入园林设计中。启蒙思想家大都认为自然状态优于文明，这决定了当时英国的思想风潮。如培根②喜爱 “自然荒野”；《失乐园》中弥尔顿③描绘并憧憬着自然优雅的伊甸园[3]。
至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是非决定性的，中国文化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是以一种异域风情呈现的，它迎合了当时欧洲上流社会文化中普遍的猎奇、求异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补充。当时艺术中流行的所谓“东方趣味”和英中式园林（“Jardin Anglo—Chinois”）等都可谓表象模拟的典型。其实质是根据自己的思维习惯和现实需要，为我所用地接受于己有利的异质文化。这是文化交往中的一个通例，本无可厚非，但当时盛行的崇尚中国园林之风有自以为是的成分，是一种“中国趣味”，原因是中国古典园林遵从自然的设计精神恰巧与当时英国园林界的理想形成了亲近比照（图1）。威廉·坦普尔④在《论伊壁鸠鲁的花园》（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热情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天堂。在坦普尔爵士看来，无论是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还是诗人维吉尔的天堂，或是上帝的伊甸园，其中的逃避世俗、追求心灵静谧的境界，再造个人人格的成分是占主导地位的。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礼制社会中，个人精神解脱隐逸于市朝喧嚣的重要手段，其逃避主义的成分也是显而易见的。坦普尔爵士看重的更多是中国园林接近自然的宁静感和逃避主义思想。而18世纪上半叶，在政治上遭到排挤、打击后避居乡间的辉格党人，常常视乡间、自然的生活和整顿田产、庄园为时尚，其中的避世倾向明显。而且这种以潜心静然的生活来与现实社会抗争的做法，与同时期中国文人致仕还乡，潜心于园林画境中的做法也几乎如出一辙。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出于避世情调，和或多或少的猎奇心理驱动的所谓“东方情结”，加上当时作为东印度公司职员从中国南方游历中带回的一些中国民居、宅园的所谓“新样式”的钱伯斯⑤对中国园林较为肤浅的理解，极易造成对中国园林的误解（图2~3）。典型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自然山水园为“自然蛮荒”，或像杜·哈尔德那样干脆颠覆了中国园林的存在基础，认为中国园林是“窄小实用、蔬菜多于鲜花的园子”⑥[4]。就形式而言，钱伯斯在皇家丘园中修建的中国式塔与其原形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形式也相去很远，少有共性，仅仅借用了东方符号，而中国园林也不是对“自然蛮荒”的模仿，更倾向于再造自然。
就产生思想、哲学、美学、政治等方面背景看，英国自然风景园林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在与中国古典园林的比较中，相同和不同不过是比较过程的外化，从本文的写作目的考虑，以“差异”的角度切入似乎更合乎情理，为了破除“形式类同”所产生的某些误读。
1 哲学基础及审美差异，对“自然”的不同理解
由于中国古典园林和英国自然风景园是因“自然”而被牵连，在这里需要讨论一下中英园林设计者心目中的“自然”一词。在西方学者眼里，“自然”代表了“天然”和“本性”的双重含义，而且它的复杂在于，西方艺术家内部也会产生分歧。而在中国，“自然”则是一个相当含混的概念。
自然是亘古不变的话题，西方人对于自然与美的讨论中一直以来都认为未经雕琢的纯粹自然是不美的，甚至是可怕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受经验美学影响的英国自然园林改变了数千年来欧洲人对自然荒野的态度。埃德蒙·博克⑦以自然的巨大的奇特可以激发想象论证了大自然的美，将源自自然的崇高、雄伟和惊异等情绪纳入美的范畴。博克的名作《关于崇高与美的根源的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1757年）颠覆了传统古典主义的优雅的美学作风，将雄壮、惨烈、惊惧的风雨、雷电等现象纳入美的范畴，成为欧洲美学史上自然观的转折期。西方园林史第一次从拒绝自然，回避自然或抗争自然走向容纳自然，正如布里奇曼⑧第一次在英国自然园林中引入干沟（Ha-Ha），将园林拥入自然的怀抱。
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先验主义以理式或最高理式（Platonic Axiom）代替自然，还是英国式的容纳自然，其对待自然美的根本基点没有改变，即将自然视为人的对立面。西方美学与园林中从未曾真正出现过中国式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自然总是以它的不可预料刺激着人们的感知，人们只能有意无意地剔除不愉快的体验，而对于无常的自然，人类的容忍则永远有限。人们总有亲近自然的愿望，但这要是“合宜的自然”，所以艺术行使着特殊的作用：使自然适应人心。必须承认，从设计者的角度理解，创作时在大地上留下人类的印记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貌似自然的英国自然风景园改变着溪水流向，使其按设计者的意向绕河谷迂回前行（图4~5）……英国自然风景园时期的钱伯斯和坦普尔同样对中国园林持肯定态度，钱伯斯引入中国园林审美中的“浪漫主义”，坦普尔也曾批评规则、对称和简朴等理念，他们都倾向于追求艺术作品的“变化”。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着实质性的分歧，根源就出现在“自然”的概念界定问题上。“自然”在钱伯斯那里并不神圣，也不是限制，强调前文所述的“有为设计”，这比沉湎于自然崇拜的坦普尔应该更接近中国园林的创作意图。中国园艺师其实并没有真的描摹自然，而是通过设计把树、灌木、岩石、水和其他人造物混融起来，以表达和唤起某种情绪。抛开钱伯斯在园林设计领域浅薄的一面，从认识的角度，坦普尔到钱伯斯是从“师法自然”到“师法艺术”的变化[5]，所以浪漫主义运动自身也蕴藏了多样的视野。
再来看看中国的自然观：在中国人的自然观里，人与宇宙具有互文性，虽然这种互文性有时失之偏颇，互相牵连的关系往往也是失衡的，但两者有彼此参与的关系。更确切地说，两者浑然如一的整体关系一直是一种终极目标，未曾动摇。为了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展现出这种自然宇宙与人的整体境界，内心的体验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所以，中国园林对自然的追求并不体现在模仿本身。“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禅宗旨趣是西方人所不太好理解的。
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具有一脉相承的节制思想，形式的意味并不一定要涵盖园林本身，所以可以采用微缩景观，通过引发联想的方式表述设计意涵。对大地，中国人有一种潜意识中的心理距离。于是，山的秀美和水的优雅可以通过具体的手段微缩并放置在自家的院子里。至于引发的联想则是以个人生活经历为背景的，从儒家的比德山水，智水仁山式的情怀，到道家濠濮之乐式的移情，造园者自身的情怀都被浓缩在人化的咫尺山林之间。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园林的标本化，所以中国园林对于自然是为我所用的，是比德的和移情的，自然很早就被纳入人的范畴。而中国的土地观念发轫于哲学观念，在土地利用上，未完全认清自然规律以前，中国人往往是试探性的、小心谨慎的，尽量避免自然在不确定的未来对人类的“惩罚”，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哲学具有深刻的生态意义，典型者如形胜意识，适度规模等建设原则。中国传统城市、居住区、园林建设都直接与“地之所出”相关联。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规划哲学数千年来持续地发挥它的作用。
中英园林广为人知的牵连并不是简单可以厘清的，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中国文明在政治、艺术和伦理方面都对欧洲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艺术领域当时的中国和英国有着相同的倾向。但在宏观的理论框架下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首先是18世纪初文学上的“哥特”风格，诉诸感觉，将人们带入怪诞、可怖的审美境界，也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色。其次是“奇境”说，依照普赖斯在《论画意》（On Picturesque，1794年）⑨中的描述，奇境的特性是粗糙和瞬息万变，而这是由构形、色彩、光亮甚至声音上的无规则性造成的。在钱伯斯看来，中国艺术家提供给观赏者的，不仅是认知的愉悦，更多的是惊异的愉悦——这一观点严格地说与当时英国的“奇境”（The Sublime）⑩之说很吻合[6]。所以，中英美学相似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钱伯斯曾批判英国造园家的过度粗犷的自然以及贫瘠的设计语言，并提倡中国园林的“精致”设计，不过很快英国人就厌倦了在崎岖转折的道路中行走来观赏变幻莫测的景致，“平庸无奇的田园风光”似乎仍然难以割舍[7]，因为英国人对于开敞空旷的喜爱。总的看来，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应该说，由自然主义、启蒙思想促成的新的自然观在18 世纪末开始逐渐演化为对自然荒野状态的主动追求，刻意摹拟风景画家克洛德洛兰等的风景式构图和文学上的新浪漫主义共同促成了英国园林由布朗式的牧场自然风光走向画意式的奇幻美，甚至荒野美（图6）。
2 “赋形”与“写意”，设计中的巨大不同
钱伯斯积极推介中国园林，他对中国园林评价很高：“中国的园林艺术家从自然中收集令人赏心悦目的物像，尽力以最有利的分离方式和优雅鲜明的组合方式，使之浑然一体”，虽然遵从自由自然的设计手段，但是在自然风景园的创造过程中，由于受风景画影响深重，英国园林设计者的脑海中却形成了异常坚硬的程式：沉墙使得园内外可以互相借景；中轴线变为柔和的三维曲线，道路曲折蜿蜒；建筑和构筑比例减小；建造植物的园，树丛代替孤立的树；湖面等水景被广泛应用（图7~8）……
而中国园林艺术追求的是一种言、象、意的三阶段浓缩、提炼手法，这与绘画中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是相类似的提炼方法，而表现的最终目标是意，或意境。得象可以忘形，得意可以忘象。意境本身却并非玄虚，实质上是设计者（有时亦为使用者）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及其形象联想的产物。钱伯斯将中国园林提炼为精致的自然模拟和细腻的建筑刻画，这一理解难免将中国园林逼迫到促狭的境地。威廉·坦普尔在《论英雄美德》文中对中国园林极尽溢美之词，认为中国人并没有将想象力放于细微末节，而是注重美的整体形象。整体形象何来？要赋予形象吗？他真的领会了中国园林吗？其实连中国人都未必深究自己的设计思想，“不深究”也许是中国园林的一个特点，“不深究”可以埋没“领会”和“未曾领会”的严肃区分。所以西方设计者的“误读”也就在所难免。在西方，我们看到的不是规则就是不规则，不是模仿就是超越，不是自然美就是艺术美……总之，二元的对立随处可见，这也直接影响到设计手段。
不可否认，在园林意境的塑造过程中不论对于中国园林还是西方园林来说，形态、色彩、线条都是提纲挈领的。从体验的角度评价，西方园林总要给感觉赋“形”。艾麦农维尔园11作为典型的英中式园林（Chino-Anglo），保留了卢梭之墓“白杨之岛”，标志着英中式园林对自然的根本态度，近乎自然的方式才是符合道德的方式，即自然是因其善而美的。但是，其中设计者尝试“视听结合”，竟是组织音乐团来园中演奏[8]，这在中国园林中显然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古典园林借助听觉、味觉以及时令、气候变迁，雨雪阴晴而赋予园林意境之美的见解在《园治》中多次提到。可以说已经有意无意成为塑造园林的惯常手段。中国园林更多地利用文学化、象征性等手法烘托园林的意境，如：文学、诗词的隐喻，禅宗的指代等，苏州园林中诸如“闻木樨香”“问梅”“指柏”等等俯拾即是。其表达方式与自然风景园的单纯赋形的手法有相当的差异。如利用植物的物质特性包括其色、香、形，以及受到自然声息和光线作用而产生的效果的雨打芭蕉、树影婆娑；又如利用动物物质特性的鸟禽点缀、养鹿放鹤12。中国古典园林更注重诉诸感官，给人以视觉、嗅觉、听觉和触觉的综合之美。
另外，“人文景观”在中国园林中随处可见。差异很小的园林因不同的匾额、楹联、诗文、碑刻等阐释了不同的格调，“意涵”的作用是无法回避的。另外如“以物比德”和“小中见大”，都是在松散的规定性中留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也显示了中国园林很强的人文属性。而在西方，设计总是带有明显的实际操作性，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最终的结果可以解释为：师法自然而然的，追求随意性、自由性和多向性的“人工”——而非“自然”。这种方式有它的优势，也为当今的景观设计构筑了基础。而与其相比中国古典园林中很多时候尺度问题被消解掉了，同时用现代观点评价，形体的可识别性也是个问题。究竟以怎样的方式阐释“自然”？千百年来还是取决于人的思维趣味，所以处于整体无理性的离散状态。中国人用智慧解决（或者说是逃避）这个问题，英国人的策略反而更有勇气。
所以，西方二元的清晰界定限制了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园林艺术的沟通，西方人往往看到中国园林中的小趣味，其中的大趣味是留有了广阔余地的不赋形，难于提取。中国的含混、无为的思想有的时候是不堪大用的，有时却可以回避“大而无当”的责难。最终中国园林与自然风景园巨大的差异落实在“赋形”的问题上。
3 对土地的不同认识和农业结构、农业文化的差异
与中国人所追求的意境不同，中国的自然哲学涉及的内容是相当实在的，并建立在具体的自然事件之上，土地是基础，相关的地理、季节现象等成为重要参照。
西方人发明的“土地伦理”一词，实际在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中早已存在。“土地伦理”提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正确的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而土地不仅包括土壤，还包括在它上面生长的动物、植物和水、空气、气候等另外还要把人纳入土地共同体范畴[9]。中国人对土地有着独特的理解，内容基本涵盖了“土地伦理”所涉及的内容。在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中，“对应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正是关注人与土地、土地与自然关系的结果。阴阳家把地理上的方向与季节组合在一起（夏与南、冬与北、秋与西、春与东结合），后又将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联结，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如规定君王行事的《月令》等。这些限制了中国人在土地上的激进变革，造成了中国园林的改变是相对温和的，这种温和中隐含着对周遭世界无限性的深度承认。而在英国则不同，“自然风景园”更技术化，追溯到17世纪初期，胡格诺派的萨洛蒙·德·考斯13兄弟先后于1607年和1620年来到英国，作为“文艺复兴式”的园林艺术设计师，虽然宣扬的是意大利园林，但他们带来了土石方技术，透视的处理技术等[10]。在自然式园林的创造过程中，威廉·肯特14的学生布朗15因为喜好大面积的草坪和质朴的自然形式，使英国园林被强制性地统一了形式，从历史的角度评价，这场革命过于极端了，毁掉了英国园林的遗产。但可以看到英国人对于在大地上进行操作的大胆以及他们对于新生事物所怀有的激情。
说到土地问题，不得不谈到农业这个与土地关系最密切的人类活动。中西方的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中西方农业的结构不同，导致了农业功能的不同。西方的农牧结合，特别是田草农业比之于以农桑为主的中国农业发展更协调。我国很早就实行耕地的连续利用，对于土地的利用程度比欧洲高得多，在战国到前汉，积肥、施肥的习惯已逐渐普遍化。与欧洲人“地力衰减”的观念不同，中国的传统观念则是“地力经常新壮”[11]。这一观念进而影响到国土风光、自然坏境，出现了与西方的巨大差异。艾迪生认为“一块玉米地也能产生迷人的风景”，也就是说，在实用，农本主义的英国，在园林的美与实用之间英国绅士选择了折中，诸如现代景观中的生长之美。“Culture”之一便涵盖了文化和耕作、生长之意。
此外，从经济实用的角度看，英国自然风景园也完全有理由引入农业景观。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建造、管理一座规则式的法国几何园林其代价要比管理自然风景园花费大得多，英国园林基于农业思想下的自然美更多地融合了因善而美的道德内涵，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上帝的园林必然是美、善结合的园林。在土地利用上，中国古代选择了实用，更强调以聚居为中心的适度规模原则，土地生产力成为人与环境联系的纽带，中国景观规划中的形胜，宅居九院等观念实质也是强调了自然环境的水利、地利条件，最终指向仍然是土地的产出，因而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是另一种形式的“美善结合”。自然风景中的“因生长而美”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景观营造中是不多见的，因而诸如农庄田舍等农业景观在传统中国园林景观中极为少见，皇家园林中往往存在极少数的水田（如颐和园），其目的也并非欣赏其生长之美，只不过是皇家用以表达“与民同乐”思想的形式而已，其对待农业、生长的观念相差甚远，所以英国风景园中辽阔的草地、湖景、岗阜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是难以实现的。
其次，中国和英国农业文化的地位也有很大差异。18世纪的自然风景园就是从这些新贵族的牧场和庄园里发展起来的，15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开始深入农业是一个序曲，新贵族和农业资产者对牧场和农庄产生了巨大兴趣。这是最基本的物质准备，农业开发使人与自然亲近，而成为园林形式变迁的审美心理准备。是那些与主流文化有直接关联的新贵和教养很高的阶层，如学者、政治家、思想家躬自造园著书立说创造理论才造就了自然风景园。可以说自然风景园是自然风景或农业景观经过人工糅合后生成的。
在中国出现了较为有趣的现象，中国古代有着明确的重农思想，同时有着较为系统的农业哲学，农业科学技术，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但是没有人谈及“农业文化”的问题，上世纪末才有人关于此著书立说16。若将农业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考察，可分为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要害问题正在这个“观念”上。在历史上，文人、官员等与农业风马牛不相及，具有话语权的文化事件与农业无关。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形成了“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观念。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的传承大多靠隐士，而隐士往往是不适应官场、考场失意，或者改朝换代被迫无奈才会从事农业，如著有《梦溪笔谈》的沈括；又如多次考试落榜之后终于归隐田间，著有《农桑经》的蒲松龄等等[12]。陶潜似乎属于异类，为“自免去职”，解甲归田，他的田园诗表达了远离功名的操守，然而这种对于田园生活的热爱十分短暂，对农耕民众的情感在文学史上是凤毛麟角的，并不能反映中国文人的普遍状态，也许，这也非陶渊明的真实理想，只是不得已，因为当时的门阀制度和森严的等级观念对人的影响深重。“学而优则仕”，士人为中国历代官吏从出之阶，所学以政治哲学为主体，以史学文学为辅助，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几乎一无所悉。对于农业和土地缺乏美学观念和哲学观念系统的思考，对于相应的技术环节也缺乏全面的总结。所以中国不会出现类似于英国自然风景园的景观。可以说中国古时的精英阶层视野从现代园林设计的角度讲是有局限的。这些都会造成两国园林最本质的差异。

全文请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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